DOI:10.16272/j.cnki.cn11-1392/j.2021.12.027
Design for Social Innovation: A Social Systematic Perspective
钟芳1埃佐·曼奇尼2
1. 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2. 米兰理工大学
摘要：在社会设计中,设计师面临的问题大都属于"抗解问题",需要以系统的方式寻求解决方案。但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相似,属于开放复杂巨系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20世纪上半叶,系统思想开始被用于社会领域的研究,纽约绿拇指城市花园案例就体现出帕森斯社会结构AGIL四功能范式的典型特征,自下而上的自发行为被逐步整合进入社会系统之中,实现了特定目标的社会创新。米兰社会住宅基金会的社会住宅项目,便是由设计主导的系统性社会创新项目。在项目的设计过程中,设计师的工作重心是构建联系,在不同阶段通过不同的工具与方法,促成创意的涌现,并支持系统成员之间的自组织;在系统初步形成之后,再以功能良好的工具支持内部的协作,以系统观为基础的社会创新设计,将设计的对象从"物"转向了系统,是社会设计寻求解决方案时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社会创新设计；社会设计；社会系统；系统设计
2010年，IDEO的执行总裁Tim Brown在《为了社会创新的设计思维》一文中，开篇以一个印度饮用水项目为例：Shanti 之前习惯每天在离家300米的水井打水，手提一个3加仑的水箱就够了，但这里的水并不干净。在离家1/3英里的地方就有一个清洁水供应中心，但Shanti却很少过去。因为供水中心要求居民购买月票，每天打5加仑水，并使用中心提供的水箱。尽管供水中心只是象征性收费，但一来Shanti每天用不了5加仑水，二来水箱沉重，不方便搬运。Tim Brown认为，这样的解决方案缺乏系统思维，没有考虑使用者的真实需求和使用环境，因而必然面临失败[1]。Tim Brown提出“以人为本”的设计思维来应对这一问题，“设计思维工具包”从此声名大噪。但遗憾的是，设计思维工具包将设计过程本身定义为几个明确的环节，在帮助大量非专业人士掌握设计的基本过程之外，对复杂的设计过程本身大幅度简化，最终造成的线性化思维方式，与Tim Brown强调的系统思维截然相反。
在Tim Brown这篇著名文章中，提到的若干案例都可属于“抗解问题”（wicked problem），无法被明确定义，无法被彻底解决[2]。进入21世纪之后，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对非传统领域内的“抗解问题”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如饥饿问题、贫穷地区的生计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等等。不以市场为导向、不寻求商业利益的“社会设计”成为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从帕帕奈克的《为真实的世界设计》这一号召发声半个世纪之后，设计师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路径了么？
1. 社会系统：开放复杂巨系统
仍旧以饮水问题为例。对非洲饮水问题的关注获得了包括设计师在内的广泛关注。2005年丹麦公司Vestergaard开发出便携式净水器LifeStraw，可过滤几内亚龙线虫，产品经由卡特中心捐献至非洲缺水地区；2014年，发起回馈计划“Give back program”：每个顾客在购买一件零售产品时，公司就会支持一个儿童整个学期的安全饮水。据称，有200万儿童受益于此[3]。
LifeStraw从问世以来，被媒体视为解决非洲饮水问题的有力武器[4]，但如果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却并不具备可持续性。从机构的角度来看，Vestergaard通过捐助产品，通过融合商业与慈善，于2021年获得B Corp认证[5]，取得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被视为社会企业的优秀代表。但从使用者角度来看，他们必须通过特定产品才可能解决饮水这一根本生存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过程当中，设计师无论作为团队成员之一，还是作为外围专家，都需要与其他其他专家协作，识别造成问题的元素。
同样是低成本的产品用以解决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存问题，清华美院生态设计研究所的农村两用便器的设计，也体现出系统设计与传统产品设计的差异。在我国北方缺水地区的农村，推动“厕所革命”最大挑战在于缺水，从技术层面来看，用微生物对粪便进行发酵处理，可以有效地解决卫生、气味等问题，蹲坐两用式的设计也可以解决留守老人的安全使用问题。但一方面，改厕需要有经济投入；另一方面，改厕还需要农民理念上的转变才能持续下去。因此，厕所问题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是以创新产品的研发和制造所能解决的单一问题，与经济、社会、文化息息相关。在经济角度上，需要基层政府帮助农民申请省级财政补贴；在文化层面上，需要不断对农民普及改厕的意义，帮助农民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在产品层面上，创新产品需要设计团队不断收集使用反馈意见以进行产品迭代；在技术层面上，需要帮助人们把握发酵菌的投放、温度控制等细节，并及时更新发酵菌。省级政府、村委会、制造商、设计师与使用者共同构成了相互关联的社会系统（图1），为特定社会问题所作的创新设计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图1. 农村蹲坐两用式旱厕社会系统）
从两个案例的对比中可以看出，社会设计所关注的“抗解问题”本质上具有相似性，正如同布坎南引用Rittel提出的“抗解问题”十条中所说的：每一个“抗解问题”都是另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的征兆，本质上是社会系统问题，信息混乱，难以架构[8]。表面上是水或污水的问题，但清洁水和污水处理这样明确的答案却无法解决问题。它可能是经济问题，可能是贫富不均的社会问题，可能是文化或生活方式问题，可能是政策问题。
社会系统，正如生态系统一样，被视为是开放复杂巨系统[9]。在社会系统中，由于系统要素是相互关联的，很难从环境中将系统识别出来；与工程系统相比，社会系统中的角色（actor）是非标准的、非限定的，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变化，因此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社会学家卢曼将之视为是现代“风险社会”的主要原因[10]。尽管从上世纪上半叶起逐步形成一般系统论，到学者用系统思想分析社会问题，不断发展出社会系统理论，到将社会系统理论运用于设计研究与实践当中，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异常艰难，甚至至今都处在变化与发展过程当中，但相关的实践层出不穷。社会系统方法的介入，或许正是设计师们在面对“抗解问题”时可采用的有效路径，是社会设计向前一步，走向社会创新设计的核心要素。
2. 社会系统的形成：从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
在一般系统论中，贝塔朗菲对系统的定义是：系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诸元素的综合体。从该定义出发，可知系统的基本特征包括[11]：（1）多元性。即系统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元素构成。（2）关联性。同一系统中的不同元素之间相互联系，这种联系具有统计确定性，纯粹偶然联系的元素不构成系统。（3）整体性。系统具有整体的形态、结构、边界、功能等，系统比为整体，但整体不一定是系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石油危机导致美欧各国进入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纽约城区，各种开发建设以及公共服务长期废弛，中产阶级逃离市中心，城市衰败的情形普遍出现[12]。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一些被称为“绿色游击队”（Green Guerilla）的市民自发占据废弃的城市公私空间，用土壤包裹种子在废弃土地上开始种植，对其进行绿化[13]。由于种植行为未得到土地所有者的认可，引发了大量的诉讼行为。经过多年的请愿与协商，1978年，纽约公园与休闲部（Department of Parks and Recreation）正式创建“绿拇指”项目，将纽约市五个行政区内的社区花园（community garden）纳入管理，如今有550个公共花园，745个学校花园，700多个公共住房项目内花园，以及100多个土地信托花园正式登记在该项目当中。
“纽约城市花园”是典型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创新行动，并最终通过“绿拇指”嵌入社会系统，达到了系统创新的目标。在“绿拇指”当中，除了政府部门（公园与休闲部）和参与城市花园的市民之外，还存在其他角色。如花园需遵守环境保护规定，避免种植活动污染土壤，减少重金属进入食物的可能性；花园内的构筑物需遵守房管局发布的要求；花园用水需向消防局获得许可等等。为了帮助园丁们处理树木、动物、流浪者等形形色色的问题，“绿拇指”特设外联协调员，以帮助园丁与不同相关者进行沟通[14]。
绿拇指始终强调所属社区花园的公共性与开放性，具体举措包括所有花园都必须提供钥匙，以便管理部门可随时进入，杜绝社区花园成为私有领地。《园丁手册》也详细规定了每个花园的公共义务，如在春夏秋三季，每周需保证至少20小时的公共开放和参观时间，其中至少有5个小时需要在周末；每季至少举办两场免费活动；需在花园外部张贴标志，除了明确开放时间外，还需声明花园向新成员开放，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新成员的加入等等。
绿拇指要求种植者必须参与一定课时的种植技能培训，明确规定每个花园需要有内部章程和组织，对花园的开放性有较高要求，同时为帮助种植者联系各个利益相关人，这些行为是相对于外部环境中表面上相似的种植活动的变量，揭示出“绿拇指”在种植之外的社会结构构建的独特性能。可见，在该项目中，除了种植行为本身的价值之外，它是建立社会联系和社会结构的载体。
“绿拇指”是具有组织和清晰内部结构的系统，由此在成立后的四十余年间保持了稳定的秩序。其组织行为包括编写七种语言各近百页的园丁手册，严格的许可和登记制度，对种植的技术、管理、社区参与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并在成员违反规定时作出相应的处理，如没收花园或取消成员资格等。
整体性是系统的基本特性，其实现的过程就是整合。“绿拇指”正是对相关要素的不断整合而形成的系统，如其成立前的“绿色游击队”，以及其他各类型自发种植行为；延续了其他机构的相关活动，如始于1962年，由纽约市房屋局（New York City Housing Authority (NYCHA)）发起的全市居民花园竞赛（Citywide Resident Garden Competition），并逐步整合了不同土地信托的城市花园项目等等，在整合的过程中，不同的要素逐渐加入系统。
系统内部不同要素的多样性，在互相作用的过程中，将“涌现”出未被事先规划的新行动。如花园的成员自身或亲朋好友为艺术家，自发在花园进行艺术创作或表演，这种创新行为就被称为系统中的涌现，在相似“自组织”行为多次出现后，“花园艺术品”被纳入《园丁手册》，从而实现了系统整体的变化。
在“绿拇指”中，尽管成员数目庞大、地理分布不均，甚至成员中有大量非英语移民，信息的传递始终被视为重要环节。如多种语言的园丁手册，明确要求每个小组需提供两名联系人，承担“绿拇指”与花园之间的联络工作。
从“绿拇指”这一城市花园项目可以看出，社会系统具有一般系统的所有特征。这一系统经历了从“渐现”到稳定的过程，并不断收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在这个过程当中，“绿拇指”形成了清晰的结构和组织模式，将寻常可见的自发行为纳入到更大的社会系统之中。以社会系统理论的提出者帕森斯的AGIL四功能范式[15]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社会结构的形成过程：自发种植的居民为了达到目标，需要不断从外部环境中获取资源，以此适应外部环境（adaption）；系统为了达到预设的目标（goal attainment）（种植与社会关系构建），需要根据优先秩序不断调用内部各种资源；为了使这个全新的城市种植系统得以实现，就需要将不同的部分联系在一起，嵌入更大的社会系统当中，实现整合（integration）；最后，为了维持潜在的模式（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需通过价值观与文化的形式，将之转变成为社会规范。
“绿拇指”始于自下而上的自发行为，但经有自上而下的社会系统构建，成为更大的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其中有各种各样的设计行为，如统一标志的设计，花园种植设施的设计，甚至近年来开始为成员提供参与式“愿景规划与设计”工具包。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系统并非经“设计”而来，各种设计行为是应系统的需求而出现，设计在其中的参与是被动的。那么，如果需要主动发起以“社会创新”为目标的设计，设计师通过对目标系统的认知和分析，以设计物（designed object）和设计行为来引导系统的形成，其难度远远超出传统设计学科的边界。但设计主导的社会创新正是当下设计学科的新兴前沿，不乏精彩的案例可供探讨。
3. 社会创新设计：以系统设计推动社会创新
住房问题是全球各国人民都关注的问题，主流的解决方案包括市场主导型，即最常见的商品房模式；也有政府主导型，如新加坡超过90%的房屋由政府提供；有混合模式，商品房为主，政府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低售价住房或公租房。此外，在世界各地还存在自建房形式，如我国农村的个人自建房，或欧洲的“住房合作社”（house cooperative），“生态村”（eco village）等等。
但各种形式的住房模式都有相应的弱点，如商品房的高房价问题，公共住房的居住品质和运营问题，自建房的技术门槛问题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2004年，意大利非营利基金会Fondazione Cariplo在伦巴第大区政府和伦巴第市级房屋协会（ANCI Lombardia）的支持下，成立了社会住宅基金会（Fondazione Housing Sociale, FHS），试图融合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学习已经出现的各种创新模式，并包容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需求，如图2所示：
（图2:FHS的创新目标定位[16]）
FHS的执行董事Giordana Ferri博士毕业于米兰理工大学社会创新与可持续设计专业，博士研究主题为协作式住宅（collaborative housing）。基金会除了管理层之外，包括了金融、规划与建筑设计、服务设计、视觉设计等部门，从成立初期就是设计驱动型机构。尽管住房建设的主体似乎是建筑与空间设计，但基金会从成立初期就明确了系统设计方法[17]，在不同阶段纳入不同的参与者，最终在人、空间、服务三个层面均实现了系统构建（图3）。
（图3: 社会住宅基金会参与者系统图）[18]
（1）为关系而设计
现代社会的最大挑战之一，是社会成员的“原子化”[19]，社会关系与空间的脱节，使得社会资本的发育与生产困难重重[20]，因此，在流动的现代社会中，无论采用市场模式（商品房），还是政府模式（公共住房、公租房），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在群体自建房社区，如住宅合作社、生态村或常规的集合住宅(cohousing)[21]社区当中，参与者之间往往已经建立了很强的社会关系，即具备了“熟人社会”的性质，才会发起住房项目，这能够解决参与者对更好的居住条件与更好的社区关系的需求，但却无法放大，“开放性”也受到了限制。
FHS的所有项目均为公开发布，通过网络等形式明确项目的地点、可提供的名额等，并在项目发布之前，与国家银行和非营利基金会等明确了房贷利率，预计的售价和租金，以确保中低收入群体能够参与，按照报名先后顺序接纳参与者。在这种情况下，参与者的年龄、家庭结构等各不相同。与普通住宅项目不同的是，FHS设计了多种形式，使得参与者在社区建成之前就实现一定程度的互相联系与协作。
在参与者报名之后，到成员确定之前，有两次候选人会议，每隔两周举行一次，其目的是使得所有候选人知晓项目的性质，评估自身与项目的匹配度。FHS提前设计了一系列“社会活动卡”（social cards），即有可能在社区公共空间中发生的行为，候选人以分组的形式进行讨论和选择。候选人会议属于强制性质，如果不参加会直接取消资格，缺席的话则会得到较低评分，候选人的评分情况将会影响其是否能够成为社会住宅的正式成员。
经过前期的双向评估之后会正式确认参与者名单，并召开启动会议和自助午餐会，这意味着社会住宅社区的形成。FHS格外强调即时召开首次集体会议的重要性，这是普通人愿意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最佳时机，而无特定目的的餐会可以让人们与小组之外的其他人有交流机会（图4）。
实际上，在大量与社区相关的设计中，设计师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参与性不足。不论在我国还是西方国家，除了社会文化的差异之外，共同点是承担大量社会责任的中青年人对公共活动的参与度低，退休人士、家庭主妇等相对参与度高。但在FHS的所有社会住宅项目中，都将参与度作为前提，因此，以2015年的Cenni项目为例，最后入住的居民有65%为中青年[22]，但由于从机制和内容两方面进行了精心规划与设计，整个过程都实现了极高的参与度。在参与的过程当中，不仅实现了社区空间与服务的设计，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参与者之间的互相连结。
（图4: 社会住宅的设计过程）[23]
（2）参与式设计：为涌现与自组织创造条件
在以参与度筛选候选人之后，社会住宅项目才正式启动。尽管FHS拥有多学科专业设计团队，但空间与服务的设计过程，却是自下而上的，也就是引导未来的居住者主动提出对空间和服务的需求，经过小组讨论后，与所有成员和FHS的专业设计团队共同明确私有空间、公共空间的功能以及各种服务。
在这个过程当中，设计团队设计制作了大量参与式设计工具来支持不同阶段的设计。如从启动之前就开始使用的“社会活动卡”（图5），在参与者初步选定有意的社会活动之后，再通过“构思卡”（ scheda di ideazione/progetto， 图6）提示参与者反思：该活动应该如何组织？它会对社区带来什么影响？它可能碰到何种困难？参与者通过这个表格来深入理解自己期待的各项活动在真实环境中可能获得的资源与限制。最后，通过“原型卡”（图7）最终确定项目。
如果说，常规的参与式设计，往往是征求最终使用者和利益相关方的意愿，在FHS的社会住宅项目中，大量的服务需求在提出的同时，也在进行服务的自组织，即大部分社区活动，由居住者承担运营与管理工作，居民成为这些服务的“产销者”（prosumer），如舞蹈课、食物团购、工具室等等，这些服务被称为“协作式服务”（collaborative service）[24]。通过参与式的服务设计来界定空间设计，而非相反，可以最高效率地利用公共空间。更重要的是，设计与运营组织同时进行，居民提出需求，获得整体认可后即获得相应的社区资源，但创意仅仅是参与式设计的起点，设计团队也帮助居民定下规章制度，约定内部分工、财务管理、空间使用的基本原则，将创意落实为结构化的组织模式，并使之能够长期可持续运营。
（图5: 社会活动卡[25]）
（图6: 构思卡 [26]）
图7: 原型卡 [27]
（图8: 服务系统图[28]）
（3）为功能与结构而设计
在社会系统中，不同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带来特定的功能。不同分系统之间的分工合作，就意味着系统具有功能结构[29]。通过大量参与式设计过程，FHS在社会住宅当中构建了复杂的服务系统（图8），其中既有由市政府提供的服务，如社区图书馆、急救室等，也有常规商业服务，如面包房、电器维修、宠物店等，还有由社区物业提供的居民服务，如自助健身房、无障碍空间等，更有由居民自组织形成的“协作式服务”，在这里，公共、商业、社区、居民共同提供了几十种服务，其整合的难度显然较传统社区高得多。为了能够使各项活动顺利进行，在空间建设完成，居民入住之后，FHS为社区居民开发了线上协作平台SpaceH（图9），通过这个平台，居民可以预约空间与设备，发布信息，查询空间使用状况和费用，组织与推广活动等等。
（图9， SpaceH线上社区平台 [30]）
为了帮助居民更好地组织各种活动与聚会，FHS开发了“聚会模版”（图10），其内容包括日程、邀请函、材料清单，以及组织活动所需的人员与机构资源等等。通过完善及高度可视化的设计，不断帮助居民提高自组织能力，增强社区内部的个体（社会系统要素）的能力，从根本意义上强化系统功能。
（图10: 聚会模版[31]）
4. 社会设计与社会创新设计：从物到系统
1972年帕帕奈克《为真实的世界设计》一书的出版，被视为是“社会设计”思潮的开端[32]。尽管缺乏被广泛认可的定义，但可以将“社会设计”理解为提高人类福祉和生计的设计过程[33]。进入21世纪之后，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设计研究者与实践者认可，世界级设计大奖如IF都增设社会影响力设计类别。正如Margolin所说，尽管距帕帕奈克发声已有几十年之久，与市场导向的设计的兴兴向荣相比，如何去对接、支持和实施社会设计方面的探讨却微乎其微[34]。可见，从意识的启蒙与传播，到有效的行动和方法的总结，中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如果带入系统观的视角来看待设计，可能能为设计师带来更多的启发。在FHS社会住宅的案例中，设计师后退一步，从设计的主导者变为支持者，将“人”（空间与服务的使用者）视为有主动性的系统元素，从项目启动之初，就有意识地通过各种设计方法与工具将个体联系成为整体，通过不断的参与式工作坊推动创意涌现和自组织，并且在系统初步形成之后，用具有强大功能性的工具提供系统支持。可以说，在应对所谓“抗解问题”之时，系统的理念与方法可以带来截然不同的解决方式。
随着设计师们对社会问题关注度的不断上升，对“社会设计”和“社会创新设计”的探讨也在不断深化。至今为止，尚未有学者提出可被广泛接受的能揭示二者关系与区别的定义。但如果以系统观的角度来思考，或许能找到其内在的差异性。
社会创新设计，是通过社会角色的重新联系，构建新的社会系统，来解决传统模式无法解决的问题。它从设计伦理出发，并通过设计实践加以实现。它的解决方案中包含了物，但却是以包括物在内的完整社会系统的创新才得以完成。
社会创新与可持续设计网络（DESIS）的创始人Ezio Manzini提出，未来的设计，是人人均可以参与的设计[35]。在开放式创新席卷全球之际，这个预判并非空穴来风。那么，如果人人都是设计师，受过常年专业设计教育的职业设计师的角色是什么呢？在曼奇尼看来，专家设计师和大众设计师都可以在构建意义和解决问题方面发挥能力。而更具体的回答，可以从FSH社会住宅的案例中管窥一二，即设计师可以是系统规划者、资源统筹者、参与式设计的协调者、技术上的支持者、工具的开发者，而这些角色，需要坚实的服务设计、空间设计、视觉设计的专业训练，但又需要有远超设计训练的其他能力。这是对未来设计师提出的更高期待与要求，也是对设计教育提出的更高的挑战。
注释：
[1] Brown T, Wyatt J，Design Thinking for Social Innovation[J]，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Winter 2010.
[2] Buchanan R，Wicked Problems in Design Thinking[J]，Design Issues, Vol. 8, No. 2 (Spring, 1992), pp. 5-21.
[3] https://lifestraw.com/pages/our-history
[4] https://lifestraw.com/pages/media-and-awards
[5] https://www.bcorporation.net/en-us/find-a-b-corp/company/vestergaard/
[8] Buchanan R，Wicked Problems in Design Thinking[J]，Design Issues, Vol. 8, No. 2 (Spring, 1992), pp. 5-21
[9] 苗东升:《系统科学精要》[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P247。
[10] [德]尼克拉斯·卢曼著，孙一洲译:《风险社会学》[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
[11] 同[8], P21。
[12] https://greenthumb.nycgovparks.org/about.html，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munity_gardens_in_New_York_City
[1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munity_gardens_in_New_York_City
[14] Green Thumb Gardeners Handbook 2021, https://greenthumb.nycgovparks.org/pdf/GreenThumb_Gardeners_Handbook_2021.pd
[15] [美]塔尔科特·帕森斯著，张明德译，《社会行动的结构》[M]，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7月。
[16] Ferri G，Starting up Communities[M]，Un design-kit per l’abitare collaborativo[M]，Pearson Italia, Milano-Torino，2016: P23.
[17] https://www.fhs.it/fhs/?lang=en
[18] 同[15]，P37。
[19] [英]齐格蒙特·鲍曼 著，欧阳景根译，《流动的现代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69。
[20] [法]亨利·列斐伏尔著，刘怀玉等译，《空间的生产》[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
[2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housing
[22] 同[15]，P103。
[23] 同[15]，P46-47。
[24] Meroni A, Collaborative Service[M]，Edizioni Poli.Design, 2005.
[25] 同[15]，P74。
[26] 同[15]，P75。
[27] 同[15]，P82。
[28] 同[15]，P42。
[29] 同[8]，P29。
[30] 同[15]，P86。
[31] 同[15]，P88。
[32] Margolin V, Margolin S, A “Social Model” of Design: Issues of Practices and Research[J], Design Issues. Vol 18.No.4 (Autumn, 2002).pp.24-30。
[3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cial_design
[34] 同[7]。
[35] [意]埃佐·曼奇尼著，钟芳、马谨译，《设计，在人人设计的时代》[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