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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与人民、由人民的设计 : 社会创新设计的路径、挑战与机遇

Design for People, with People, by People:
The Path,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of Social Innovation Design

钟 芳 Zhong Fang 刘 新 Liu Xin

 

内容摘要 ：社会创新设计在当下的学术界有多 种诠释方式。本文认为，从设计与人民大众的不同关系的角度包括为人民的设计，即对设计 服务对象的放大 ；包括设计方法的创新，在与 公众利益息息相关的产品及服务的设计过程中，采用参与式设计和协同设计的方法，以最终达到最大的社会效益 ；社会创新设计还包括全新的设计理念，即由服务的使用者完全主导设计并实施，专业设计师以协作者的身份参与其中。无论从哪个角度理解社会创新设计，对当下的设计专业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与机遇。

关键词：社会创新设计、参与式设计、协同设计、 公共服务设计
DOI:10.16272/j.cnki.cn11-1392/j.2018.05.008
 
      近年来，社会创新设计在国内外设计领域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方面，若干著名设计专业 期刊组织了“社会设计”或“社会创新设计”专 刊 ；另一方面，设计师参与社会话题在公众领域 也引起大量讨论，专业及大众层面对于社会创新 设计的方法、目标等都提出了各种观点。在本文 中，笔者将通过“设计”（design）与“人民大众” （people）之间的关系，来理解社会创新设计的 不同路径与发展脉络，尤其以跨学科的视角，将 公共管理、商业管理中对设计与大众的关系在时 代断面上进行比较，试图跳出设计学科本身，对 社会设计与社会创新设计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对社会创新设计在当下社会中面临 的机遇与挑战进行梳理。
 
 
原本营造建筑事务所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协同创新生态设计中心合作完成的生态型旱厕，位于国家级贫困村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唐勇供图。
 
      社会创新设计与社会设计，尽管部分学者提 出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别。但在设计研究 领域，更多地仍然强调两者的共同点而非差异处。如 2016 年，《国际设计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sign，IJD）在“社会设计”专刊中， 编者在导言中采用了较为宽泛的“社会设计”定 义，即具备社会责任感的设计，包括为性别、可持续发展、社会不公正，以及残障人士所做的设计。值得注意的是，专刊中收录的论文，有若 干篇在文献综述中强调其设计研究的出发点来自 曼奇尼的观点。可见，对社会设计与社会创新设 计的异同，学界内部的理解也有较大多样性。曼尼奇将社会创新设计定义为改变社会结构（social form）的设计，这个观点受社会学本身对“社会 结构”的探讨的限制，在操作性层面，尤其是 设计介入的技术层面，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而具备社会责任的设计，尽管较为宽泛，但在当下的社会经济背景下，适合设计师以多种方式介入社会议题，在设计学科仍处于蓬勃发展阶段，具备深刻的现实意义。与此同时，社会结构的产生或变迁，在很多情况之下，是设计介入社会议题之后必然出现的副产品，本质上并无冲突。
 
      设计研究领域基本认同，社会设计的源头在于帕帕奈克 1971 年出版的《为真实的世界设计》 一书。在书中，帕帕奈克提出当时设计的两大缺失 ：其一在于设计师对于环境问题的忽视，以及设计对消费主义的助推 ；其二在于对相对弱势群体的忽视。如果说前者是设计师对环境可持续问题的关注，那后者则算是对社会公正的考虑。而尽管在可持续设计领域，环境可持续与社会可持续的问题往往分开来讨论 ，但这两者均被纳入设计师的“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的范畴。
 
      由于上世纪 90 年代之后，环境友好型设计、生态设计已经渐渐成为重要的设计原则，社会责任设计、社会设计等关注的核心更侧重于社会问题，即设计师为相对弱势群体、为推动社会公正而做的设计。在这个大的领域之中，设计师们探讨及实践的方式，既有对设计服务对象的不断放大，又有设计方法本身的尝试与拓展。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不同的方式，本文将以为人民的设计（design for people）、与人民的设计（design with people），以及由人民的设计（design by people）来进行深入探讨。

 

一、为人民的设计
      讨论为人民的设计，需要回溯设计自身的发 展历史。设计史学家班纳姆在《第一机械时代的理论与设计》中认为，第二机械时代是家用电器与合成化工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由于电力的普及，家用电器开始进入广大民众家中，与第一机械时代相比，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大规模 工业化的发展，是技术、管理与商业共同发展的 结果，也是设计（更准确地说，工业设计、产品设计）与技术等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个阶段（二战后），设计的终端用户，从工业化国家的顶层阶级，进入更为广泛的普通中产阶级。如布尔德克提道 ：“包豪斯设计活动的目标，是为广大民众设计他们买得起且具有高度实用性的产 品。”在这里的人民大众，与“上层阶级”相对 应，但它们共同的背景，都是“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实现大规模发展之后，设计与制造的终端消费者群体无疑得到了成倍的放大。（表 1）现代设计史是一部制造业发展的历史，也是消费主义兴起的历史。在这个背景之下，帕帕奈克呼吁，设计还需要为老年人、残疾人、儿童、工人，甚至第三世界而设计。从这个角度而言，帕帕奈克又更大地拓展了设计的服务对象。《为真实的世界设计》 一书出版的 1971 年，正是班纳 姆所言的第二机械时代的高峰，信息化与全球化时代尚未到来。从这个背景来看，这种观点的出现，展现了帕帕奈克的个人情怀与强大的历史前瞻性。1979 年，宜家产品目录中第一次出现“美学形式为大众，而非博物馆”，为普通人设计价格低廉、功能合理、材料可持续的产品成为其“民主设计”（democratic design）的核心理念。但必须认识到，“民主设计”的方式仍然是主体 -客体二分的传统模式，进行产品设计的既有像菲利普·斯塔克那样的明星设计师，也有大量不具备知名度，但受过长期专业训练的普通职业设计师。
      帕帕奈克的观点在工业化国家引起很大反响。之后，生态设计、绿色设计的理念与方法开始在设计领域深入人心。1993 年，Whiteley 出版了《Designfor society》一书，更是深入系统诠释了设计为大众服务的理念。然而，真正开始在设计领域大力拓展边界的浪潮发生在近十年。一方面，随着社会创新在英国、欧洲大陆，以及其他地区的广泛兴起，设计师通过介入复杂敏感的社会问题，并且通过社会企业的形式进行长期设计干预，使得设计师成为社会创新领域中最活跃、最具创造力的群体。究其原因，Chen、Cheng、Hummels 及 Koskinen 认为，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后期，已经经历了去制造业的过程，制造业对设计的需求下降 ；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接受过专业且昂贵的设计教育的学生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工作机遇。如伦敦大学中央圣马丁学院的“以设计预防犯罪”（design against crime）就是对传统设计对象、目标、理念与方法的全面拓展。另一方面，以 IDEO 为代表的专业设计机构开始由商业设计扩展至非商业议题，如在非洲为贫民设计饮水器，在秘鲁设计低收费高质量的教育服务等，甚至在 IDEO 内部成立专门的非营利部门 IDEO.org 来进行社会设计，“为贫穷及弱势群体设计产品、服务与体验”。这既是 IDEO 承担社会责任的实际行动，也是IDEO 以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来解决棘手问题（wicked problem）的设计实践。（表 2）

      在这个过程当中，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 国家开始进入全面工业化时期。中国内部的区域 发展不平衡性，使得设计师较容易从贫困问题入手，为绝对数量仍然庞大的贫困地区人口创造就 机会和经济收入，传统工艺再创造等成为“为 人民设计”的重要方式。

 

      曼奇尼认为，“为人民的设计”并不仅仅包 括为底层、边缘，以及弱势群体的设计。他认为， 哪怕在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的中产阶级中，目前 也面临着很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如经济危机后， 欧洲福利国家，尤其是南欧国家财政紧缩，在二战后逐步建立起来的养老、教育、医疗服务系统面临崩溃，急需寻求新的解决方案。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创新设计仍然需要关注中产阶级，而不应该被限定为“为底层的设计”（design for bottom）。（表 3）
 

 
表 1. 工业化初期设计的服务对象 表 2. 帕帕奈克提出的设计服务对象 表 3. 曼尼奇的社会创新设计的主体与服务对象

 

 
二、与人民的设计
      在传统（狭义）设计逐步从实用技术成长为 人文社会科学的过程当中，设计专业之外发生的理论与实践探讨在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设计专业学者与实践者的关注，这就是“参与式设计”（participatory design）或“协同设计”（codesign）。尽管这两个术语中都直接采用了“设计”（design）这个单词，但参与式设计与协同设计的源起则是计算机及信息科学领域，尤其是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1972 年，挪威人 Kristen Nygaard 与挪威钢铁工会发起了第一个用户参与的计算系统研发项目。这种思想与方法很快就在已建立社会民主制度的北欧各国普及开来。从 1972 年丹麦发起的 DEMOS 项目起，到 1981 年丹麦与瑞典共同发起的 Utopia 项目，逐步形成终端用户在早期直接参与 IT 系统设计的完整方法论。（表 4）参与式设计与协同设计的理念与方法，很快就从 IT 领域传播开来。但是参与式设计与协同设计在狭义设计领域的广泛运用，仍然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至本世纪 初期，设计领域正式掀起有关参与式设计与协同设计的学术探讨之前，另一个密切相关的概念“共创”(Co-production) 在两个不同专业领域得到了深入发展 ：其一是商业管理，尤其是服务商业管理 ；其二是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领域。1984 年，Richard Normann 在《服务管理 ：服务经济的战略与领导》一书中，第一次对“共创”做出了定义 ：在共创中，顾客完成了部分本应由服务公司提供的工作。在这个阶段，商业机构关注的重心是如何通过良好的顾客关系来实现长期商业价值，从这个角度出发，Normann 认为，顾客是价值创造过程中不可缺失的一环。与斯堪的纳维亚的 IT 系统设计不同，顾客成为“共创者”的阶段，是服务形成之后的运营或传递（service deliver）阶段，并且通过设置合理及时的反馈机制，为服务的改进提出方向，而非直接参与服务的规划设计阶段。（表 5） 尤其需要提到的是，Normann 在这里提到的“服务公司”（service company）既包括以提供服务为主的企业（银行、电视台等），也包括很多制造企业。80 年代初期，欧美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已经逐步向提供“产品服务体系”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转型。通过创造条件，积极主动地研究顾客反馈，从而改进产品及服务，这个过程正是客户参与创造价值的“共创”过程。 与之相关的另一重要背景是，1984 年，身为银行高管的 Lynn Schostack 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论文《Designing Services that Deliver》，“服务蓝图”作为服务设计的重要工具正式被提出。和制造业带动设计的专业发展相似，服务业的逐步兴起，也直接推动了“服务设计”作为一门学科的成立。 “共创”的另一个重要实践及研究领域，是公共管理及公共政策领域。长期以来，公共空间以及公共服务都被视为专业度极高的领域，在战略定位、设计规划、政策及预算方面，均由顶层政策制定者与相关专家论证并确定，终端使用者的意见比重较低。但是，民众作为终端用户直接参与公共服务之中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良好的现实效果都得到了大量学者的认可，他们倡导的是政府部门、民众，以及其他利益相关人的共同参与与协作。这个观点的代表性学者，包括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批美国政治科学研究者，如Elaine Sharp、Jeffrey L. Brudney 等，以及近期一批英国的公共管理学者，如 Tony Bovaird 等。（表 6）

      公共服务往往是由政府提供给普通民众的基础性服务，如治安、交通、教育、环保等。这些服务都具备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特征，但同时具有垄断的单一性特征。为民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是提高治理水平与社会满意度的重要部分。 但英美两国学者的出发点略有不同。美国由于自由主义在各方面都具有更大影响力，在各州及联邦政府层面均尝试过公共服务私有化，如医疗系统、教育，甚至治安、监狱等。但公共服务私有化并不能提高服务效率，也未能提高社会满意度。与之相对，英国公共服务的难题在于长期实现“福利社会”制度，政府包揽普通民众“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种基本需求，而这种高福利在经济增长减缓，甚至人口结构变化之后，就无法实现长期可持续。因此，无论是政治学者、公共管理学者，还是政府部门，都在急切寻找更加适合的方式。

      在 20 世纪，大部分学者的努力重心仍然是论证民众（公共服务的使用者）参与服务的执行与维护过程。少数学者提出，如果终端用户不能参与服务的设计与规划，那么由于公共服务规划的长期性、对社会影响的广泛性、协作部门的复杂性，一旦获得财政拨款并实施，其修改调整的难度极大。因此，需要在定位、论证、调研，甚至募资、预算等环节，让更多的公众参与。
 
表4. 信息系统协同设计过程，转引自 Scandinavian Approaches to Participatory Design，其方法论与 design thinking 几乎如出一辙
表 5. Normann 提出的商业服务用户共创阶段
表 6. Sharp 及 Bovaird 等学者探讨的公共服务共创阶段

 

三、设计介入公共空间与公共服务 ：大设计与设计
      对于设计专业人士而言，需要意识到的是，在商业领域，尽管服务设计已经获得广泛重视，但服务设计的主导力量是市场及管理学科。另外，设计学科的不同分支在商业领域中始终广泛存在，视觉、产品、交互、空间等狭义设计专业分支与商业的关系密不可分。
      与商业部门相比，公共部门对设计的认知相对有限。相当多的公共管理及公共政策研究者开始意识到，要实现真正的用户参与式“共创”，必须将“共创”的环节从服务运营与评估提前到规划与设计阶段，“参与式设计”与“协同设计”开始成为热门课题。在设计专业学科之外，设计在很长的时间内已经就是“大设计”了。不论是上世纪 70 年代斯堪的纳维亚的信息系统设计，还是 80 年代美国的服务设计，或者英国近三十年的公共空间与公共服务设计，相关的不同领域研究者与实践者似乎已经自然而然地践行了赫伯特·西蒙在《人工科学》（Science of Artificial）中对“设计”的定义 ：设计是用于解决问题的创造性思考。可见，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 “大设计”，实际上是追溯而已。
      那么，狭义的专业设计如何参与公共空间和公共服务的设计呢？首先，是作为技术专家的传统式参与。规划师、建筑师、景观设计师等是公共空间设计的必要专业力量 ；同时，也是最早一批意识到参与式设计对于公共空间设计的重要意义的专家。近年来，由于我国空间设计从增量转向存量，大批规划师与建筑师开始将相对微观的社区公共空间作为研究对象，社区规划开始成为热门课题。 与景观设计和建筑设计相比，规划学科因其天然的系统性而具备优势。 相比历史悠久的规划与建筑学科，设计介入公共空间，在很多情况下，对象和范围都较为具体和有限，如对景观、城市家具等具体产品的设 计。近年来，随着交互设计、体验设计的蓬勃兴起，在公共领域内的设计机遇也愈来越多。那么，服务设计如何介入公共空间及公共服务设计呢？一种思路是对公共空间进行重新界定 ：（公共）空间即服务。公共空间的设计，同样存在着功能与形式的冲突可能性，而功能的界定，又往往来自于自上而下的预设，而非自下而上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看，开始有了使用者视角的建筑与规划学科，与设计学科站到了相同的起跑线上。而受过设计思维或服务设计教育的专业设计师，在理念、工具与方法层面，相较传统规划与建筑学科而言，具备独特的优势。（表 7）
      在公共服务领域，在多学科协同的过程中，专业设计师甚至服务设计师是否具备天然的优势呢？目前看来，并非如此。和商业领域的情况相似，能真正进行服务设计的往往更多地来自于管理及市场部门。由于服务本身的系统性，对系统涉及的资源与限制的认知越多，理解越深入，服务设计的能力就越强。而在服务设计学科内部，近 20 年来，更多的是强调对设计工具与方法的研究与教育。因此，无论是商业领域还是公共领域，服务设计师在其中更多的是协助而非主导，使用更多的是交互设计、体验设计等技术性能力 而非系统创新能力。真正的服务设计师相当于产品经理角色，这也是国外的设计院校越来越多地强调工程、商业与设计交叉培养的主要原因。
      其次，参与式设计与协同设计的理论、方法与工具是当下学科的空白，无论是公共管理、商业管理、行为心理学、社会学，还是设计学，均未形成有说服力、可供推广与复制的系统性知识，唯一的例外是计算机学科中对线上协作的研究。与上述相关学科相比，以设计的学科角度介入，具备独特优势。一方面，设计的几乎所有专业分支都具备微观视角，目前已广泛使用的各种设计工具中，有大量可直接用于对多个不同角色的行为与交互进行研究，如影形（shadow）等 ；另一方面，设计的所有分支学科都具备的视觉化能力，是传达复杂信息、提高交流质量、提升协作体验的强大工具。在现有的服务设计工具当中，有多种可用于利益相关人的关系、动机、类型分析，而如何由理解利益相关人，上升到推动利益相关人充分表达诉求，寻求共识，达成妥协，并实现多方认可的解决方案，是当下设计领域内的热门课题之一。世界咖啡 、视觉型会议等“引导技术”正开始广泛流行，甚至罗伯特·维甘提倡导的由“诠释者会议”主导的“第三种创新”也开始进入大众视野。以体验设计、交互设计、传达设计（communication design）的角度对协作行为本身进行研究，将会对社会设计、社会创新设计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表7. 将公共空间定义为服务
表8. 奥斯特罗姆的社区自治型共创

 

 
四、由人民的设计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印第安纳大学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开始对普通民众参与公共服务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通过对瑞士草场、日本森林、菲律宾的灌溉社群等不同地区的案例研究，提出在国家和私有化之外，还存在着民众以集体方式进行自我治理的第三种模式。奥斯特罗姆开拓的“公共择学派”对政治学及经济学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并于 2009 年因此项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奥斯特罗姆的完全社区自治型共创，是指某一特定区域的民众，针对特定的公共资源，通过集体协商的形式设计制度，自我执行并且自我监管。在这个过程当中，服务的使用者与提供者是完全合一的，而政府或其他第三方保持相对中立的立场。社区自治型服务，对“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有着极高的要求，可复制性相对有限。（表 8）
尽管来自不同学科，曼奇尼教授的“协作式服务”（collaborative service）与奥斯特罗姆的社区自治型共创有很多相似之处。在曼奇尼教授与 DESIS 网络中的各个项目中，协作式服务涉及公共空间、食物网络、社区教育等，其基本特征是通过使用者的自发协作，在满足需求的同时，逐步形成协作式组织（collaborative organization）。有研究者认为，协作式服务依赖于高度的社会资本，是通过社会资本部分替代技术资本和商业资本实现的创新。
      在社会资本相对较弱的社会背景下，自主且有效的协作无法自动生成或被设计出，需要以创造人际互动和人际联结作为起点，逐步培育社会资本，进而才可能实现正向循环。在这个过程中，“关系”以及“结构”将会逐步产生。
 
五、设计主导型社会创新 ：挑战与机遇
      本世纪初期，英国政府开始推行“小政府，大社会”政策，全面推广“社会创新”；同时，由于前文所述欧洲设计资源的溢出，受过专业设计教育的设计师开始成为社会创新项目的积极参与者，乃至发起人。英国政府也有意识地利用本国具有优势的设计资源，大力资助设计导向的公共项目。从 2009 年至今，英国设计协会（Design Council）已经陆续发布了数十个与公共服务相关的设计项目，通过介绍案例、公布研究计划、征集设计师、发布成果报告等，大力推动了社会创新设计的热潮。在这个过程当中，曼奇尼教授发起的 DESIS 网络在欧洲、美国、中国、南美、非洲、印度等不断组织“集群式主题研究”（thematic cluster），在“食物网络”之后，于2013 年发布了《公众与协作》（public and collaborative）论文集，也是对设计参与公共服务的回应。
 
意大利Pavia 市的Creativa Arsenale（创意军械库）活动日， 市民参与方案的公开讨论
 
意大利Pavia市的Creativa Arsenale（创意军械库）活动日， 青少年群体组织滑板表演，以获得市民对滑板公园的支持
 
     
      在这种热潮当中，应该更清醒地认识到挑战与机遇的共存。一方面，设计的专业影响力与包豪斯时代相比已经极大扩展，设计师对社会问题的介入，或者普通大众对设计资源的需求，都证明了设计自身独特的专业优势，并且这种专业优势可以大力介入创新过程。另一方面，从艺术设计，到产品设计、工业设计、服务设计、商业设计，甚至当下在欧美开始兴起的政策设计（policy design），设计所讨论的对象越来越大，需要协作的相关方越来越多，设计的主导因素则会越来越弱。商业管理、公共管理的战略制定者在积极学习设计的工具与方法，将设计思维逐步带入复杂组织当中，这是设计学科迎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必须承认，在进行系统性的创新过程中，设计师进入同等高度的决策层面的案例仍然较少，这也是设计专业实践者与研究者，甚至设计学科整体不得不面对的挑战。在设计学发展的近百年过程中，设计师对材料、形式、功能、体验等逐步建立起完整的知识体系和学科框架，那 么，在未来创新的要素越来越多地来自非物质要素（即服务和系统的材料）时，对技术能力与系统思维的平衡是必须面对的议题。 与欧美国家相比，设计在中国拥有独特的背景和机遇。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美好生活”与设计息息相关，中国制造向中国设计转型，已经成为政府和产业的共识。无论是已经发展起来的视觉设计、产品设计、工业设计，还是新兴的体验设计、交互设计、服务设计，都将迎来原创设计的黄金时代。

      在此背景之下的社会创新设计，更有着独特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都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贫困地区，所面临的复杂性社会议题具有极大的多样性。在发达地区，养老、环境保护、社区治理等复杂问题已经得到了政府、民间、研究机构，甚至企业的极大关注。在农村地区，贫困问题、性别平等、儿童教育等难题，深刻地体现了 Buchanan“棘手问题”的本质。这些问题，对于各个学科的研究者而言，都是极大的挑战。积极参与其中，是身为专业人员和普通公民的基本责任。另一方面， 作为后发国家，在解决方案中，往往能借用后发优势，实现蛙跳式发展。这方面最有利的条件，是信息技术和能源供应在中国的广泛普及。深刻理解问题来源的地方性社会背景，深刻理解技术的运用方式，将会给这些复杂议题带来前所未有的创新解决方案。在专业设计师参与社会创新的过程中，跨学科合作是必然的途径。上述的各种复杂议题，均非传统的设计议题，其解决方案的构成材料亦远非物质材料，理解社会问题，需要有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视角，积极参与对话，全面理解设计对象，是进行设计的第一步。在公共服务和公共空间领域，与规划学、建筑学等进行协作，理解大的“设计”领域中不同学科与专业的特征与优势，也是学科自身获得发展的必经之路。

      尽管在人类历史上，大多颠覆性创新看起来属于少部分天才人物，但天才的灵感，往往来自于日常生活中普通人日积月累的改进和创造。关注人民，理解人民，观察普通人的创新，与之进行对话、协作，正是设计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内涵。

 

米兰集合住宅基金会 Fondazione Co-housing 开发的协同设计卡片

注释 :

[1] [ 意 ] 埃佐·曼奇尼 :《设计，在人人设计的时代》[M]，钟芳、 马谨译，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第 77 页。
[2] 钟芳《:社会创新设计:一个新文明建构方式的出现?》[N]《，中 国美术报》，2017 年 10 月 16 日，第 20 版。

[3] Whitely N. Design for Society [M]. London: Reaktion Books, 1997.
[4] Chen D S, Cheng LL, Hummels C, Koskinen I. Social Design: An Introduction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sign 2016:Vol. 10 No. 1.

[5] [ 英 ] 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纲要》[M]， 李康、李猛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6] Vezzoli C, Manzini, E. Design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M], Springer; 2008.

[7] [ 英 ] 班纳姆 :《第一机械时代的理论与设计》[M]，袁熙旸、 顾华明译，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
[8] [ 德 ] 伯恩哈德·E·布尔德克:《产品设计——历史、理论与实务》 [M]，胡飞译，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第 27 页。 [9] 同 [4]。

[10] http://www.designagainstcrime.com
[11] https://www.ideo.org
[12] Buchanan R. Wicked Problems in Design Thinking[J]. Design Issues, vol. 8, no. 2, Spring 1992.
[13] 郭寅曼、季铁:《社会转型与乡村文化建设中的设计参与》[J]，《装饰》，2018 年第 4 期，第 40 页。
[14] 同 [1]。
[15] Bødker S, Ehn P, Sjögren D, Sundblad Y. Co-operative Design - perspectives on 20 years with 'the Scandinavian IT Design Model’[C].Invited paper in Proceedings of the NordiCHI 2000 Conference, pp. 1–11. KTH, Stockholm, 2000.
[16] Sundblad Y. UTOPIA: Participatory Design from Scandinavia to the World[C]. IFIP Conference on History of Nordic Computing HiNC 2010: History of Nordic Computing 3 pp 176-186.
[17] GREGORY J.Scandinavian Approaches to Participatory Design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19(1) · January 2003.

[18] Normann R. (1984), Service management. Strategy and leadership in service business[M]. John Wiley and Sons, 1984: 81.
[19] 1991 年，德国科隆国际设计学校的 Erlhoff 教授第一次提出“服务设计”的专业方向。但是在专业设计师介入到“服务设计” 或前期开发的过程之前，“服务设计”已经存在，其执行的主体 往往是服务的管理及决策人士。
[20] Brudney J, England R. Toward a Definition of the Coproduction Concept Author[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43, No. 1 (Jan. - Feb., 1983): 59-65.

[21] Bovaird T. Beyond Engagement and Participation: User and Community Coproduction of Public Services[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67, No. 5 (Sep. - Oct., 2007): 846- 860.

[22] Jun J, Storm W B. Social Design In Public Problem Solving[J]. Public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Vol. 14, No. 1 (SPRING, 1990): 18-30.
[23] Bovaird T, Loeffler E. From Engagement to Co-production: The Contribution of Users and Communities to Outcomes and Public Valu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Vol. 23, No. 4 (December 2012): 1119-1138. [24] Levine C, Fisher G. Citizenship and Service Delivery: The Promise of Coproduction[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44, Special Issue: Citizenship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Mar., 1984): 178-189.

[25] 同 [20]。

[26] Ostrom A, Parasuraman A, Bowen D, Patr ́ıcio L, Voss C. Service Research Priorities in a Rapidly Changing Context[J]. 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 2015, Vol. 18(2) : 127-159.
[27] Simon H. 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M]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 1969.

[28] 赵燕菁 :《存量规划 :理论与实践》[J]，《北京规划建设》， 2014 年第 4 期，第 153 页。
[29] 赵民、赵蔚 :《社区发展规划——理论与实践》[M]，北京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30] [ 美 ] 朱安妮塔·布朗、戴维·伊萨克 :《世界咖啡 :创造集 体智慧的汇谈方法》[M]，郝耀伟译，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5。

[31] [ 美 ] 大卫·西贝特:《视觉会议:应用视觉工具促进团队沟通、 决策与执行》[M]，臧贤凯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32] [ 意 ] 罗伯托·维甘提 :《第三种创新 :设计驱动式创新如何 缔造新的竞争法则》[M]，戴莎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33] [ 美 ]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集体行 动制度的演进》[M]，余逊达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34] [ 美 ] 罗伯特·D·帕特南 :《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 赖海榕译，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35] Lowndes V, Wilson D. Social Capital and Local Governance: Exploring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Variable[J]. Political Studies: 2001, Vol 49: 629–647.
[36] 同 [1]。

[37] Zhong F. Collaborative Service Based on Trust Building__ Service Design for the Innovative Food Network in China[D]. Milan: Politecnico di Milano, 2012.
[38] [ 美 ] 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 彭志华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39] 同 [36]。

[40] https://www.designcouncil.org.uk/resources/search
[41] http://www.desisnetwork.org/wp-content/uploads/2017/04/ DESIS_PUBLIColab-Book.pdf
[42] http://policy-design.org/wiki/what-is-policy-design/
[43] 同 [1]。

为人民、与人民、由人民的设计—社会创新设计的路径、挑战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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